作者：杨毅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我阅读2019年度短篇小说的过程中，尽管其中不乏大量的平庸之作，但仍有为数不多的作品带给我一种新鲜之感，而这种新鲜感正是源于作家和作品所具有的新锐性。这种新锐性既包括作品本身所带有的实验性和探索性，也包括作家本人的新锐性。作为一种异质性的力量，它们对当下文坛充斥着的那种模式化、套路化和概念化的写作构成强烈的冲击和挑战，体现了文学发展的前沿性和未来性。尽管这些作品不无瑕疵，但它们的存在着实为2019年度短篇小说的创作增色不少。这些异质性力量的存在，或许不像耀眼的光芒一样令人猝不及防，但更像是在暗夜里跋涉的人们遇到的一点微光，明亮而不刺眼，带给前行者的是希望和生机。借助这样一道光亮，我尝试为2019年度短篇小说的整体态势进行盘点和总结。就我本人的阅读体验而言，2019年的短篇小说绝大部分依旧是在书写现实。而在这些众多书写现实的作品中，俗世生活成为大多数小说表现的主题和故事展开的背景。昔日的新写实主义经过21世纪中国社会现实的涤荡，已渐变成从日常重新发现意义的可能。从这个层面上说，俗世凡尘里的日常和琐碎不仅构成小说最为现实的品格，更成为作家窥探世道人心的物质基础。就题材而言，2019年的此类小说在延续以往的同时，尤其大量书写普通人逼仄的生存空间、中年的困顿和女性的悲剧。借助小说的逆光，人生无数个幽暗的时刻得以照亮和显现，那些生活不如意的人们得以受到正视和尊重，共同讲述着他们凡俗的苦、庸常的累。那些被凝视的瞬间成为小说最为独特而美妙的时刻，这是短篇小说所独有的光晕，也是作家与读者之间建立起的审美空间。普通人跌宕起伏的一生同样可以被演绎成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李修文的《我亦逢场作戏人》以短篇小说的容量写尽平凡人的一生，唱出了一曲百转千回的悲情大戏。在小说中，尽管“我”屡次遭受苦难之时，总是想让自己变得铁石心肠，但实际上，“我”却从未忘记从前唱《桃园三结义》时扮演的关云长，甚至早已“钻进关二哥的身体里出不来”[1]。可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我”媳妇所说的“穷有罪”的社会，主人公内心的善良非但无法令他生活如意，反而使其屡屡被骗而更加举步维艰。作家李修文对这样一个底层小人物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同情和尊重，将一个普通人的悲剧命运饱含深情地娓娓道来，于平淡处见浓烈，于柔软处见刚强，于儿女私情处见时代风云。与李修文这种完整呈现人物命运的方式相比，更多的作家选择以较小的切口进入，截取生活的一个片段来展开叙事。包倬的《新婚快乐》就是此类小说的代表作。“新婚快乐”与其说是对新人的美好祝福，不如说是被生活榨取后残存的剩余激情。然而在小说中，作家偏偏以反讽的姿态呈现一场并不快乐的婚礼现场。一方面，是以司仪庄闻为代表的众人表现的逢场作戏和漫不经心；另一方面，则是远道而来的老莫面对末末出嫁时的伤心欲绝和感人至深，而后者显然寄寓了作家对前者的嘲讽和批判。换言之，与众人的薄情寡义相比，老莫对末末的感情才显得动人而珍贵。反过来说，在深情的老莫面前，那些虚情假意的恭维、逢场作戏的表演，还有婚礼仪式的恶俗，都显得如此丑陋、粗鄙和可笑。不妨说，《新婚快乐》以一种戏剧性和反讽式的手法，对都市情感伦理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尽管这种批判建立在对乡土社会的浪漫想象之上。在2019年度大量书写女性的小说中，徐则臣的《青城》通过对李青城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着力探讨了现代人情感的迷茫与偏执。小说的故事外壳仅仅是一个发生在青城、“我”和铁老师之间的爱情故事，但在徐则臣的笔下，故事的背后却暗藏玄机，小说也因此奇妙地走向了多种可能。人的情感细腻、复杂、多变，而又难以捉摸。作为现代女性的青城则更是如此。毫无疑问，青城深爱着铁老师，可这种爱情却无法得到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因为无论从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铁老师似乎都不具备占有爱情的优势，反倒是叙述者“我”更加有可能得到青城的青睐。但尽管如此，青城还是选择了守护在铁老师的身边。这固然与他们过去的经历有关，但更多的恐怕还是现代人情感中的那些难以言说的复杂况味。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技术化的社会里，重拾人的情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其极强的现实感而富有意味。应该说，徐则臣对于女性心理的把握是相当准确而深刻的，他将女性情感中的炽热与隐忍、渴望与坚守刻画得细腻而生动，令人拍案叫绝。和众多作家极力突出小说的故事性和戏剧性相比，李亚似乎有意反其道而行。他的新作《初冬》充满着“日常的诗意”，宛如冬日里的一缕阳光，洒落在古城旧宅的人事风物之间，斜照于大街小巷内寻常百姓的心中，小说平易婉转的生活气息由此不难想见。小说的叙述语言呈现了浓浓的诗性，小说本身也带有诗化和散文化的特点。“我”和妻子于小双如同“行走的机器”，向北穿行于北京城的多个街道胡同之中。小说借助两人的视点，对城市普通人的生活做了纪实性的记录，呈现了一幅极为日常的北京风物志。《初冬》在形式和意义双重层面上重新建立起小说的叙事学，打破了小说写作的固有模式和套路，而李亚这种“冒犯式”的写作无疑是对那些我们信以为真的陈规陈说的质疑和嘲讽。尽管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必须承认的是，在现实比小说更精彩的今天，小说在故事层面已然没有太多可供开采的资源——这不仅是因为故事本身的有限性，甚至就连讲故事的手法即叙事本身的多样性也受到质疑。这就意味着，今天的小说不得不另辟蹊径，向着现实的另一面靠拢，去探寻表象之上的存在，以及某种真实而又不确定的审美。正因如此，尽管同样是在书写现实，但相比于记录俗世生活中的龃龉，更多的作家试图沉潜到人的内心深处，探索人的灵魂隐秘，描摹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暧昧性，从而以小说的形式呈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情感结构。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探寻精神疑难的作品中，2019年度出现了一些以精神分析为维度结构小说的作品。这些小说运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层层逼近我们的内心深处，考问我们的灵魂幽暗和隐秘。这就意味着，作家在处理现实问题时，已经自觉地向着观念和存在的层面上思考，而非简单地流于表象和感知，而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王小王的《魔术》就是这样一篇明显带有精神分析意味的短篇小说。它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展开对人灵魂的无限考问，如同一把匕首直击我们内心深处暗藏着的无意识，读后着实有一种惊心动魄之感。通过主人公和“二郎神”在家中的一番对话，小说将两人的心理活动和盘托出，层层深入地逼近他们的灵魂隐秘。一方面，主人公之所以会形成受虐型的人格，其根源要追溯到童年时期一段不忍回忆的痛苦经历；另一方面，相应的，“二郎神”也把对父亲的痛恨转移到对主人公“父亲”的重新认同与崇拜之上，尽管他发现这种投射根本无济于事。从根本上说，这种精神分析学虽然作用于个体之上，但却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于是我们看到，尽管两人有着相差悬殊的地位和金钱，但却共同“分享”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压抑性的伤痕。换言之，在今天这个社会，无论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还是众多的底层平民，他们的内心无一不在忍受着灵魂深处的煎熬。从这个意义上说，《魔术》成了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深刻的精神危机的巧妙寓言：无论你是否摆脱了物质困境，你都无法走出精神困境的卑弱人生。如果说王小王更多的是从童年和家庭的层面探寻个体创伤，那么赵依的《密林》则将之置于集体记忆与公共事件之中去考察。主人公何欢在生活中近乎病态的洁癖，其根源要追溯到10年前汶川大地震带给她的无法修复的创伤记忆。作为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和志愿者，何欢不仅亲身经历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还亲身体验到了受难者“血肉模糊”的场面，它们已然成为何欢头脑中永远无法抹除和修复的创伤记忆，并对其构成了强大的心理阴影。《密林》作为精神分析小说的维度由此凸显。更重要的是，作为幸存者的何欢除了无法直面灾难带给她的巨大心理创伤之外，也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来自外界的爱护与慰藉。灾难之于何欢而言，无时无刻不如梦魇般地纠缠萦绕于她的心间，煎熬着她的灵魂。在我看来，默音的《尾随者》是一个虚拟社群吞噬了现实生活的故事。换言之，当虚拟与现实的界限逐渐消失，甚至虚拟本身已经成了另一种“现实”，它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正如小说从叙述者的角度所说，“有时候，细想自己的营生，我觉得自己贩卖的和收入的都是空无”[2]，只不过这种“空无”反而建构起了现实的充盈，还造成了主体的分裂。换言之，面对虚拟现实，自我已经丧失了主体地位，甚至就连“现实”本身也需要重新定义。正如波德里亚所说：“政治、社会、历史、经济等全部日常现实都吸收了超级现实主义的仿真维度：我们到处都已经生活在现实的‘美学’幻觉中了。‘现实胜于虚构’这个符合生活美学化的超现实主义阶段的古老口号现在已经被超越了：不再有生活可以与之对照的虚构。”[3]如果说以上几篇小说因其带有的精神分析学意味而具有某种新锐性的话，那么双雪涛的新锐性似乎落入了某种不可言说的境地。双雪涛近年的小说从闪现东北老工业基地里不为人知的暴力，转移到探寻都市人心蛰伏着的幽暗、暧昧与含混。他的《起夜》《猎人》《心脏》等短篇都是2019年度短篇小说乃至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这些作品明显带有现代主义的风格——没有清晰的主题，甚至也算不上一个完整的故事，故意留有空缺、互文和伏笔等叙事圈套，弥漫着孤独、疏离的个人趣味。它们像是作家精心构筑的与读者之间的一场对弈，阅读过程像是与一位高手下棋，我们要不停地思忖对方棋落何处。双雪涛运用彼此嵌套的故事结构将虚构与现实形成互文，并有意借创作者的权力为艺术立法，甚至使之超越生活本身，形成“生活模仿艺术”的幻觉。总之，现代主义含混美学成为双雪涛近期小说的亮点，它不仅构成小说形式的再生产，还试探着读者的共振。在新世纪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历史叙事虽然是相对于现实题材之外的一条支流，但它的成就与价值丝毫不会因此而逊色。就2019年度短篇小说的历史叙事而言，历史与其说是某个可以被清晰指认的年代，不如说是一段从未消失的记忆，一种讲述过去与当下的方法。作为方法的历史，意味着历史并非线性的叙事，而是一种建构过去与当下的方式，一如在层层迷雾中任意穿梭而陡然乍现的梦魇。换言之，历史非但没有过去，还蕴含了当下性的存在，呈现了一种“凝固的瞬间”。本雅明说：“用史学的方法述说过去并不意味着去辨识它‘本来的模样’，而是当记忆中的某种东西在危急时刻显现的时候去抓住它。历史唯物主义希望，在危急时刻被历史单另挑选出来的过去的形象突然出现在人面前的时候把它留存下来。”[4]荣膺桂冠之后的莫言依旧笔耕不辍，不仅有大量短篇小说问世，还尝试多种文学门类的创作。在我看来，这些作品大致沿着以下两个方向发展：其一是向故乡和传统回归，其二是打破文学类型的壁垒。有趣的是，莫言2019年的短篇小说《一斗阁笔记》同样兼具以上两种特性。莫言搜寻民间故事、奇人异事，乃至三教九流，并用简洁而生动的语言将之演绎得栩栩如生，令人拍案叫绝。亦真亦假的世界令人起初沉浸在戏剧化的梦幻呓语之中，但读后却再次将人拉回现实并若有所思。就形式和技巧而言，《一斗阁笔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笔记体小说，以说书人的口吻和四两拨千斤的姿态，回溯民间传奇故事。应该说，这种逆现代小说叙事潮流而动的做法，在相当程度上重新激活了传统叙事对于当代小说的价值。宁肯的《火车》试图在危急时刻存留住那些出现在人面前的过去的形象。小说的整体氛围与它多次提到的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形成某种互文。这是属于中国人在危急时刻所特有的历史和记忆，它无一遗漏地打在每个人的身体和灵魂中。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火车构成时间、空间和心理上的隐喻。鸣着汽笛的火车从不停歇地向前行驶，背后依稀可见的是滚滚向前的大时代。不过，尽管宁肯记录了这些古旧中国里的形象，但作家似乎无意也无心为它们立传，仿佛作家并不比小说里的人物知道得更多。宁肯残酷地告诉我们，所有这些对于过往的讲述其实都是无力而片面的，如同被众人传阅的那个手抄本——我们所抄录的仅仅是整本书的只言片语，甚至是那些最极端的部分，而整本书的真容，自然无人得以窥见。从这个角度说，《火车》所呈现的历史在北京城市景象的掩映之下显得形迹可疑，如同驶向远方的火车，唯一不变的就是永不停歇地前行。与《火车》将历史碎片化的方式不同，迟子建的《炖马靴》试图还原个体记忆中的历史。小说浸透浓浓的暖意，宛如冰天雪地里的一团炽火，解冻着无数冰冷的内心，而这些都源于作家迟子建抱有的人道主义情怀。小说的主体部分是父亲如何独自艰难地行军，历经艰苦并最终战胜敌手而获胜的故事。不过，作家在这里显然不是要控诉战争的残酷。恰恰相反，迟子建所要做的依旧是以她温暖的笔触书写人性的光辉。只不过，《炖马靴》将战争这一极端的环境置于人性书写的底色，其结果自然更能凸显人性的光辉与伟大。在《炖马靴》中，迟子建超越民族国家乃至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肯定人之为人的尊严，平静而从容地书写冰天雪地里的温情。这些都显示了一位成熟作家所具有的人道主义情怀和高超的艺术掌控力。邵丽的《天台上的父亲》尽管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当下，但这种当下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中，父亲携带的历史直接导致了他此时此刻的处境。表面上看，父亲退休后性情大变，常年累积的抑郁导致最后的悲剧。但父亲跳楼“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不是跟我们的隔阂，而是他跟这个时代和解不了，他跟自己和解不了”。换言之，父亲的身上背负了太多的历史和时代的枷锁。在这里，历史作为“在场的缺席”如幽灵般地折磨着父亲和我们这些子女，如同横亘在双方之间的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也直接导致了父亲与子女关系的紧张。从这个角度说，小说中的父亲除了带有历史的印记，还在现实乃至文化的层面上产生意义。在“弑父”的背后，是子女对父亲的厌恶，特别是试图挑战并逃离“父亲”的权威，以至于父亲的死带给我们的是“既松懈又虚脱的感觉”[5]。也正是在历史、文化和现实等多重意义上，“我们的父亲都在天台上，我们从来没有试图靠近过父亲”[6]。如果说上述所及，主要涉及作品本身所带有的实验性和探索性，那么本章所要讨论的则是作家本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新锐性。毕竟，新锐作家的崛起已经成为近年来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无论我们对他们的出场和作品抱有什么样的态度和观点，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这些新锐作家相比于前辈，显得更加多元、包容和开放，也因此具有更多的可能和路向。他们的作品既呈现了明显个人化的痕迹，但更多的则涉及现实的方方面面，还有尝试对于人类未知领域的探索和书写。它们在技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现实主义，而是以更加多元的风格呈现内心与世界的变化，体现为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混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锐作家的崛起作为青年写作的一种，值得我们去关注。特别是，我们或许能从中发现一些新鲜的元素，尽管它可能不太成熟，但毕竟代表了一代新人的美学风格乃至文学的未来。不妨将赵挺的《上海动物园》看作新锐作家的症候式文本加以解读——因为这篇小说典型地代表了当前青年写作的一种趋向，即个人化写作的价值与限度。在小说中，赵挺采用了一种典型的碎片化方式来呈现个人体验。就形式而言，小说没有一条清晰的线索，故事情节枝蔓繁多且节奏跳跃，人物不断闪现，就连主题也十分暧昧不明。就内容而言，百无聊赖的生活、说走就走的旅行、若隐若现的爱情、漫不经心的工作，这些都构成最为典型的青春叙事。从更深的层面上讲，这些一地鸡毛和百无聊赖的生活隐含了作家对现实、对生活、对存在的虚无本质的探讨。但与此同时，在肯定青年写作的个人化表达与哲学思考的价值之外，有必要指出这种青年写作的限度。这集中表现为小说对于个人体验有着近乎偏执的迷恋。小说整体上陷入作家个人毫无节制的任意抒情，仅仅是把个人极端的情感作为事件用来宣泄，由此难免流于一种单向度的个人情绪的表达，而缺乏与这种情绪相关的深刻文化背景或现实基础。这使得作品无法揭示青年一代人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因此很难引起同代人的共鸣，就更谈不上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了。有趣的是，尽管个人化写作一度被当作青年写作的标签，但不少新锐作家却有意避免落入窠臼之中。《麋鹿》出自90后作家梁豪之手，但写的却是老年人的生活和情感。老齐在一次打鸟中偶然结识了卢莹，这使他重新燃起了生活的激情和情感的冲动。小说用细腻的笔触写了老齐在和卢莹交往过程中的内心感受和情感起伏。显然，在老齐内心波动的背后，是他作为老年人的孤独以及两代人之间难以逾越的代沟。但是，作家在处理两人微妙关系的时候，由于投射了过多的理念，导致小说在情节设置和发展逻辑上稍显生硬。李唐的小说带有某种神秘、幻化，乃至先锋的影子，常常书写孤独的个体面对世界的迷茫、失落乃至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替代者》以反乌托邦小说的形式，着力探讨的是高度发达的技术社会中人的异化。在一个作者精心构筑的空间里，人只在社会系统的意义上存在。人的身份也因此可以被任意地抹除。或许，“人只是社会属性的集合，只是一个符号，或许这才是最大的真实”[7]。问题在于，如果说人只是一种符号，一个靠编码系统组装起来的有机结构，那么人的意义就会被重新改写，人的价值也会受到根本的质疑。它不再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标榜的“大写的人”，而只是一套程序和系统的组合，甚至可以被随意地更改。同样是思考技术社会中人的处境，小珂的《审判者》通过一则新闻热点事件的不断推演，呈现虚拟世界对人的吞噬和侵犯。作为一篇反思新技术的小说，《审判者》将视角投射到虚拟空间并审视人的存在，这体现了新锐作家面对现实新问题的敏感性和探索性。除了关注现实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新锐作家在技法上同样不拘一格。他们的小说除了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还大量尝试了现代主义的技法，诸如幻想、夸张、变形、意识流、蒙太奇等。林培源的《神童与录音机》就是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进行叙事。如果说神童与录音机的并置构成对以神童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式教育的反思，那么录音机装置本身则在魔幻色彩中建构了人与自我/世界的关系。神童的得名源于录音机的自我隐喻，也包含了人对于自我意识和世界知识的全景掌握。而当小说中的儿子突然失忆之后，这种掌握全景知识的幻觉就被打破。从这个角度说，磁带内容的意外消失并非莫名其妙，而是象征了人在失去语言之后进而陷入失去对自我和世界进行认知的困境。这不仅在思想层面提升了小说的高度，还使之在技巧的层面上丰富了小说的内核。简言之，新锐作家的崛起体现为题材和手法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当前青年写作的某些限度。除了评论界较多指出的同质化之外，他们的作品在技法上还不够娴熟而有待历练，表现为人物形象不够鲜明，常常沉浸于个人化的叙述之中，更缺乏明确的精神根基作为支撑，因此显得过于轻飘而无法击中时代之痛。上述种种，由于2019年度的短篇小说绝大部分是在书写现实，而这种书写又首先取决于作家对现实的理解力、想象力和判断力，以及对各种纷繁复杂的表象事物的穿透力。作家只有以巨大的耐心、勤奋和刻苦潜入表层以下，才能认识到现实的本质。与此同时，作家不仅要有逼近现实的勇气和决心，还要“以生动的方式描画人类性格或社会以给予读者一种实在感，一种他能够想象自己可能遇见或与之有活生生关系的那种社会或人物的感觉”[8]——它要求作家除了掌握知识之外还要有足够的想象力。这种努力不仅意味着作家要尊重生活本身的逻辑，用心体悟到现实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还要求作家具有穿透乃至超越现实的想象和思考，以及超脱现实的内在气质与艺术品质。这就意味着，当下短篇小说的创作还要依靠作家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思考，从而形成一种有现实感的写作。从这个角度说，当下的短篇小说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李修文.我亦逢场作戏人[J].天涯，2019(3).[3]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108.[4]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M].陈永国，马海良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05.[5]邵丽.天台上的父亲[J].收获,2019(3).[6]邵丽.父亲的历史[OL].收获微信专稿，2019-05-22.[8]以赛亚·柏林.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M].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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